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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与格律体新诗
作者:万龙生    文章来源:转自《中国文学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8-13    

先说“格律体新诗”。“五四”文学革命在诗歌方面的体现,就是打破传统的诗词曲格律,以白话口语为载体,写不讲任何规则的自由诗,称之为“新诗”。但是几乎从新诗白话诞生开始,就有诗人尝试建立现代汉语诗歌的格律,这种努力持续至今。

朱自清在总结第一个十年新诗历史的时候,就将其划分为自由诗、格律诗、象征诗三派。其中的“格律诗”是以新月派为代表的,却没有为她命名。直到1950年代,何其芳力倡新诗格律建设,才将其命名为“现代格律诗”,以区别于诗词曲等传统的古典格律诗。遗憾的是,何其芳的努力因为触犯“新民歌”而受挫。到了1980年代,出现了两种显著的诗文化现象,即传统诗词的复兴和现代格律诗的再起。这样一来,“现代格律诗”的概念就难免与当代诗词混淆。因为当代诗词也具有“现代(的)格律诗”身份。有鉴于此,2005年,“东方诗风”论坛部分成员在合肥聚会的时候,就提出以“格律体新诗”取代“现代格律诗”,使其成为一种与当代诗词和自由诗并存不悖的一种诗体。一方面这一概念准确、科学,符合逻辑,一方面经过艰苦努力,格律体新诗自身在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所以“格律体新诗”概念逐渐为业界所认可,普遍得到了采用。本文就将各个不同阶段有一定格律规范的新诗作品统称格律体新诗。

再谈格律体新诗与重庆的关系吧。新月派的要员陈梦家于1931年编选出版了《新月诗选》,是研究新月派及格律体新诗的必备书。书中选入的18位诗人也就被视为新月派的重要成员。其中有一位英年早逝的诗人朱大楠,据考就是重庆巴县人,1920年代考入北平师范大学附中,酷爱文学,与同班的李健吾、蹇先艾创办了一个小的文艺团体———曦社,并出版不定期的文学刊物《爝火》,刊名是朱大楠取的,用庄子“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之意,由学贯中外的学者梁启超题写刊名。他们曾邀请鲁迅、徐志摩等名家到学校作演讲,朱大楠后来深受徐志摩影响,在《晨报·副镌》发表诗作,成为新月派一员。

在蓝棣之编选的《新月派诗选》中,朱大楠入选的作品有《大风歌》《时间的辩白》《风雨声中的梦》《落日颂》等十余首。

出生于万州的当代重要诗人何其芳年轻时受新月派、现代派影响,后来成为杰出的文学理论家。1950年代,他倡导现代格律诗,在整个中国诗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虽然遭到了人为的打压,以致封杀,但是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如今。最为可贵的是,当他的理论因非诗因素而遭到批判的时候,他并未屈服,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据理力争,并贯彻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直到晚年还通过德国诗歌的翻译进行探索。在建立格律体新诗的进程中,他是遥承闻一多的第二位领军人物。

197812月,卞之琳先生在他的《雕虫纪历》序言中全面重申了对“白话新体格律诗”的观点。以此为契机,格律体新诗的再起成为新时期一个显著的诗文化现象。与前述二位重庆籍诗人在外地从事建立新诗格律的创造性工作不同,重庆本土诗人和理论家(包括出生于外地后来长期在重庆工作的)表现不俗,发挥了重要作用。

格律体新诗是邹绛先生的诗歌活动的核心,也是他独特的价值所在。除了他自己的创作、翻译成就,研究成果更是重中之重。而1985年由重庆出版社印行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则是他造福业界,泽被后世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何其芳之前,还没有“现代格律诗”的命名;而选本则只有陈梦家编选的流派性《新月诗选》。这一诗体的作品首次整体集合,闪亮登场,其意义当然不可低估。

这项填补空白的工程,其意义具体而言,首先这是几乎从新诗诞生以来就出现于中国诗坛的格律体新诗成就的一个总的检阅,其面貌的一次全面展示,其发展脉络的梳理与勾勒;其次是对于中国新时期格律体新诗的再起给予有力的推动;再次,是对不了解格律体新诗者提供了感性认识的对象,而对于有意学习格律体新诗的诗爱者则提供了入门的钥匙。此书的长篇代序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诗学论文,在格律体新诗研究领域里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分类的概念,并且入选诗篇正是照此分为五类编排。这是对格律体新诗认识的深化,细化,开创之功,有也指示了创作的途径,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据我所知,入选的重庆诗人(含外地重庆籍)竟达26人之多,我也得以忝列其中。他们之中何其芳和邹绛自己是自觉遵从已有的格律规范进行创作自不待言;他如梁上泉、陆棨、雁翼、张天绶、邹雨林等则具有明显的格律倾向;其他诗人的入选作品即便不一定是主观有意遵照一定的格律规范写成的,但是至少客观上符合这种要求,说明了这些题材本身的表达有一定的格律需求,才会产生这种作品。

1986年成立的西南师范学院中国新诗研究所是海内外华文诗学界公认的中国新诗研究的重要中心,在诗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该所所长吕进和建所元老邹绛十分重视格律体新诗的研究,开设了有关课程,出版的所刊《中外诗歌研究》,发表研究新诗格律的论文(我的《现代格律诗的无限可操作性》一文就是该刊发表的)。这对于普及新诗格律知识,推进新诗格律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

198910月,由重庆诗歌研究会创办了《银杏》诗刊。这是一张四开8-12版的小报,主编林彦、邹雨林,编委马立鞭、万龙生、何国利、邹雨林、林彦。该报为半年刊,从198910月——19917月,一共出版四期。值得称道的是,那时《银杏》对现代格律诗青眼以顾,公开打出了“现代格律诗”旗号,成为当时一个国内少有的格律体新诗园地。其间发表了邹绛、万龙生、王端诚的格律体新诗组诗。王端诚发表了评论万龙生抒情长诗《深情怀念的歌》的文章,著名诗人冰夫来信盛赞此诗,并对格律体新诗表示支持。

比较文学专家、该所陈本益教授参照古今中外诗歌节奏的异同,写出《汉语诗歌的节奏》一书,1994年在台湾文津书店出版。这是第一本为探索新诗格律节奏规律而写的专著,对音顿问题的研究颇为透彻,是对新诗格律理论的重大贡献。

我长期以来就膺服闻一多、何其芳的新诗格律理论,默默地孤独地进行格律体新诗的思考与创作。在邹绛先生“五分法”基础上进行整合,于1990年代提出了以“三分法”为核心的格律体新诗具有“无限可操作性”理论,1997年出版了格律体新诗理论著作《诗路之思》,并于2000年出版了《万龙生现代格律诗选》一书,将全部作品按照“三分法”分类编排,成为第一个分类编排的格律体新诗个人诗集,出版后颇受好评。

1999年,由吕进、毛翰主编,精装3卷本《新中国50年诗选》由 重庆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选记载了中国诗歌50年的足迹。本书把格律体新诗纳入视野,设立了“现代格律诗”分篇,从而肯定了20世纪下半叶格律体新诗在中国诗坛的存在,肯定了格律诗人们的创作实绩,这在学术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2004年,吕进主编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十六章为《邹绛 陆棨 万龙生与现代格律诗》,把格律体新诗纳入了重庆的诗歌版图,对三位代表性诗人做了“史”的定位。

200410月,在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召开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吕进、骆寒超以宝贵的敢为天下先的学术勇气率先提出新诗“二次革命”理论,一时石破天惊,引起极大反响。吕进的《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一文对此作了言简意赅的阐释:科学地总结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经验和考察新诗的现状就会发现.中国现代诗学正面临三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新诗面临二次革命,以迎接新的复兴。三大前沿问题就是二次革命的内容.直接关系到新诗的兴衰。“二次革命”正是为了科学地总结近百年积累的正面和负面的艺术经验,以推动当下中国新诗的振衰起弊。而在诗体重建中则提出了建立格律体新诗、改善自由诗、增多诗体三大任务。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建立格律体新诗。此后,一连举行了两届这样的国际论坛,都是以“二次革命”为重点的。我就在在第二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作了关于格律体新诗的主题发言,题为《格律体新诗的历史性复兴》,此文在《中国诗歌》第20期全文发表。

作为诗歌理论界“上园派”领军人物的吕进,对于作为“二次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格律体新诗的建立给予极大的重视,做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如在《新诗诗体的双极发展》一文中,参照世界诗坛状况后指出:“自由诗是当今世界的一股潮流,但是,格律体在任何国家都是必备和主流诗体,人们熟知的不少大诗人都是格律体的大师。······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并且肯定格律体新诗“近年在艺术实践和理论概括上都有了长足进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时期的充分积淀说明,在重庆举起新诗“二次革命”的大旗,绝不是偶然的。这一事件已经在中国诗坛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而且必将产生持续的深远影响。

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和常熟理工学院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共同主办,20071020-21日在常熟理工学院举行了“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知名诗人和诗学研究专家结合诗歌历史和现状,进一步探索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的理论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力争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推动中国格律体新诗逐步走向成熟。时任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的蒋登科教授主持了这一全国性的首次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研讨会,本市诗人万龙生和王端诚参加。

作为对新诗“二次革命”内容中诗体重建的策应,重庆市诗词学会主办的《重庆国诗》半年刊自2006年至今,分别在王端诚、万龙生主持下,每期刊载格律体新诗作品,使其在《东方诗风》之外,又拥有了一个稳定的发表园地。同期,重庆的《诗缘》报也多次发表格律体新诗专版。自2010年起,重庆市文史馆主办的《重庆艺苑》诗季刊新诗部分由万龙生主持,经常发表格律体新诗。

2007年,吕进主编之诗学专著《中国现代诗体论》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其第五章为《格律体新诗》,详细论述了格律体新诗的产生的必然性,其发展历史与目前现状,第一次将格律体新诗纳入诗体系统予以论述。

2009年中国新诗研究所创刊了《诗学》年刊,并且开辟了《格律体新诗研究》专栏,每期发表数万字论文,为格律体新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园地。至今已出三期,曾经发表过《中国格律体新诗简史》(沈用大)、《艾青后期创作的格律化倾向》(万龙生)以及师运山、刘达灿对《“东方诗风”格律体新诗选》的评论等重要文章,不断把格律体新诗研究推向前进。

如是,在自由诗占居统治地位的中国诗坛,格律体新诗无疑在重庆拥有了自己良好的“小气候”。

2010年出版的吕进、梁笑梅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新诗手册》在《重要诗歌现象》部分收入了《现代格律体的再起》词条,对这一重要诗文化现象作了精要的概括和描述。在其列举的全国代表性诗人中,包括邹绛、万龙生。该词条最后指出:出版带有探索意味的格律体新诗集或发表格律体新诗作品的努力“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并且成果日益丰富,影响日益巨大。”

的确如此。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网络的普及提供了发表、交流之便,使格律体新诗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创作实践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令人欣慰。

2005年,“古典新诗苑”网站部分诗友在合肥聚会,公推万龙生为站长,一致同意改名“东方诗风”论坛,将以前流行的“现代格律诗”更名为“格律体新诗”, 成为全国第一家以“创造新诗格律与建立格律体新诗”为宗旨的诗歌论坛。该论坛奉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提出以“齐言等步说”和“对称审美原理”为理论依据的“三分法”体式谱系业已大体形成,即上应齐言体古诗的整齐体和上应长短句词曲的参差体,以及二者在同一篇作品中并存的的复合体,三足鼎立。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业已产生老中青俱全的骨干诗人队伍,取得诸多成果,蔚为大观。

这件事为什么放到此文来谈呢?这是因为此后于2008年“东方诗风”论坛创办的同名诗刊由万龙生担任社长,王端诚担任主编,著名诗人梁上泉为刊物题写刊名,而吕进先生为创刊号的题词“东方神韵,现代诗风”则十分准确地概括了《东方诗风》的旨趣与追求。而中国新诗研究所还应许为该刊提供理论支撑,梁上泉、陈本益、蒋登科、梁笑梅出任了该刊的顾问。这些都十分鲜明地打上了“重庆”印记。几年来,在重庆还编辑出版了三本该论坛成员的格律体新诗选集,吕进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分别为《新时期格律体新诗选》和《“东方诗风”格律体新诗选》撰写了题为《格律与现代》和《走向新诗的盛唐》的序言,还慨允担任后者的名誉主编。此外,也是在这里还编辑出版了两辑《东方诗丛》,举办过一次例行的年会,还多次开展了其他活动,例如为王端诚的《秋琴集》举办的研讨会就十分成功,除了肯定了他的艺术成就,还通过他的创作实践,总结出一条“由诗词创作通往格律体新诗的便捷之路”。

事实上,“东方诗风”论坛在发展过程中,其重心已经在重庆形成。而由于“东方诗风”的吸引,重庆自身也逐渐形成了一支格律体新诗的创作队伍,其成员除前述万龙生、王端诚外,还有龙光复、尹国民、简云斌、葛勇、周琪、陈静、孙友芳、杨文等,而作为“东方之友”,吕进、谭朝春、周厚勇也有作品入选《“东方诗风”格律体新诗选》。他们为格律体新诗增添了有生力量。这样,既有中国新诗研究所作为理论后盾,又有集网络、刊物、活动于一体的“东方诗风”论坛的强力支撑,重庆就成为当下中国格律体新诗的重镇,给重庆原有的“诗歌重镇”地位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加重了砝码。

在重庆的“东方诗风”诗人,近年来经常参加全市的重大诗歌活动。渝台海峡两岸诗歌交流活跃,甚至吸引了外地“东方诗风”成员参加。2011年,他们中的黄中模、万龙生、王端诚、龙光复、尹国民参加了重庆市诗歌界赴台回访活动,交流、采风,成果累累,编印成册;2012年,他们加上奉春,又参加了渝台新三地中华诗歌座谈交流活动。这样,就把格律体新诗的理念带到了台湾、新加坡。

格律体新诗在新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而正如上述事实所证明的那样,重庆已经成为中国格律体新诗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基地。这一事实,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不久之前,7月上旬,就在重庆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酉阳县支持下,举行了有全国30余位学者、诗人参加的“新诗格律和格律体新诗酉阳论坛暨采风创作活动”。这是继2007年常熟会议之后第二次对此课题的全国性的深入研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也是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大量创作成果的一次盛会。会后,与会诗人齐聚东方花苑饭店,就中国诗歌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达成了共识,签署并发布了《关于诗歌格律和格律体新诗的东方宣言》,并且获得了更多未到会的各地诗人们的首肯。迄今为止,签名人数已达120余位。可以预言,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这将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

这一闪光点作为《重庆与格律体新诗》一文的结尾,应该是颇具分量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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